“刘翔因伤退赛”，在许多的抱怨与责备声中，有些抱怨与责备并不完全是针对刘翔，而是在发泄对“精英体育”的不满。这些不满，反映出群众对“精英体育”有着一肚子的意见，它让我们看到了“精英体育”的毛病，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重视。
回顾我们几十年体育事业发展的历程，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。新中国诞生后，为了摘掉“东亚病夫”的帽子，国家提出了建设“新体育”的要求，1952年荣高棠在《为国民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》的报告中提出：在现有的基础上，从实际出发并与实际相结合，使体育运动普及化和经常化，积极地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，为加强生产建设与国防建设服务。从而明确了“使体育运动普及化和经常化”的体育指导方针。随着国际体育交往活动的增多，为了“提高运动技术水平”的需要，1959年，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代会所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了“在体育工作中，应当贯彻执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，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，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。”“普及与提高相结合”新的体育方针由此正式确定。在“普及与提高相结合”基本方针的指导下，我国体育事业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好势头。不但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地向前发展，竞技体育的成绩也出现了空前的飞跃，不少项目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。
接着是改革开放，1986年国家体委下发了《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，确立了以社会化为突破口、以竞赛和训练改革为重点的新的改革思路与“以革命化为灵魂，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，实现体育腾飞”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。其基本运作方式是：群众体育逐步转向以社会办为主，各行业、各部门承担起主管本行业和本部门体育工作的任务，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积极扶持、协调、指导和依法管理；竞技体育以国家投资、直接管理为主，以社会参与为补充。
在具体的实践中，“以竞赛和训练改革为重点”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从国家体育局到各地都制定了“金牌战略”，运用“举国体制”，投入大量资金，选拔有发展前途的青少年集中封闭集训，打造明星运动员，形成了“精英体育”的基本模式。“金牌战略”很快见的了效果，中国运动员在国际奥运比赛中夺金摘银士气旺盛，2004年雅典奥运获得了32面金牌站上了国际体坛第二位，北京奥运会金牌数第一基本已成定局，确实大快人心。
但是，“群众体育逐步转向以社会办为主”却大有问题。群众体育是要花钱而不能赚钱的，各行业、各部门在经济为中心的竞争中，哪会有心思完成体育工作任务。于是，群众体育被挂到了墙上，群众想玩球没有了场地，想游泳没有了地方，想比赛没有人组织。尽管城市里有耗巨资建起来的豪华的体育场馆，但那不是为他们建的，他们只能到跑车的公路上跑步，在狭窄的巷子里练拳。
虽然群众失去了健身场所，缺少了体育活动，成了电视机前的体育观众，但他们还是能克己奉国，体谅政府的难处，把“精英体育”培养出来的体育明星看成自己的代表，为他们拿到一块块体育奖牌喝彩叫好，感到振了国威而扬眉吐气。正因他们对我们的明星运动员寄予了很高的期望，所以“刘翔因伤退赛”这样的事情一发生，太出他们的意外，于是憋在肚子的意见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，有些话当然不会好听。“刘翔因伤退赛”后，主要媒体强调要理解刘翔；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我们是不是同样也应该理解觉得受了愚弄的那部分观众与群众呢？
北京奥运会又快要闭幕了，“精英体育”取得的伟大成绩已经为获得的金牌所证明。同时，群众的意见也让我们看到了“精英体育”的毛病。体育运动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强身健体，任何的指导方针，都不能离开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这个基本观点。北京奥运会闭幕后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运用“举国体制”，把群众体育好好补一补了。
